民族学考研诸葛亮儒学为主、诸家并用的思想及其边疆“民族政策…(考研考民族学的就业前景?)

原标题：民族学考研：诸葛亮儒学为主、诸家并用的思想及其边疆“民族政策”形成的内因

诸葛亮儒学为主、诸家并用的思想及其边疆“民族政策”形成的内因

诸葛亮在南中边疆地区实施的上述政策，即其“民族政策”形成的原因，笔者认为有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内因即诸葛亮的思想性格，这是主要因素。

关于诸葛亮的思想倾向，有这样一些代表性的观点。

王汝涛认为，诸葛亮的政治思想中杂 、儒、法三家因素，但作为一个政治素养端粹的政治家来说，诸葛亮心目中并没有家数、流派的成见，而是吸取三家政治思想之长而摈弃其短；李星基于诸葛亮治蜀所体现出的德刑并举的政策特点，提出诸葛亮政治思想为“外法而内儒”的新观点；臧振在《论诸葛亮的思想史地位》中则从两汉至魏晋思想史发展脉络的角度论证诸葛亮属于黄老学派的范畴，并指出诸葛亮去世标志着自汉初以来的黄老学派退出了历史舞台，最终被老庄玄学取而代之。余明侠《诸葛亮评传》一书通过对三国文献史料的全面考察，比较准确、全面地揭示了诸葛亮思想的全貌。作者认为，诸葛亮的政治思想如同哲学思想一样“很难简单地归属于哪一家、哪一派。大体上说，儒、法、道、墨兼而有之”，但从基本倾向而言，“儒家的思想色彩要深厚些”。我们认为这是比较符合实际的说法。(24)

“诸葛亮治国儒法兼用，同时他也有黄老无为治国的主张。”(25)

“单说诸葛亮是儒家或者是法家人物，都是不全面的。诸葛亮是一个儒法融通的人物。”(26)

秦朝建立，中国大一统的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统治确立，与此相应，在文化思想上，自春秋战国以来的“百家争鸣”局面，也被独尊法家的文化专制所替代。秦始皇还致力于思想文化的统一，于是有“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这些都有力地增进了国民在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社会心理上的共同性，从而为中华文化共同体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27)

汉初，国家残破，民生凋敝，统治者接受秦亡教训，实施了休养生息的“无为”政策，思想文化界弥漫着道家黄老思想的气息。当汉代在政治上稳定和经济上繁荣以后，统一思想的课题再次被提出，其倡导者就是董仲舒。(28)董仲舒完成了以儒家为主，融合道、法、阴阳各家学说的新的思想体系的建构，使先秦儒学“仁”的精神得到保存和扩大，其影响渗透到两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武帝虽“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但在治国上并未全用儒术，而是兼采各家之长，因而诸子百家学说仍在民间流传。宣帝的儒家思想习染至深，但其即位后却是儒法兼施。光武帝刘秀虽是儒生出身，其治国方针还是“霸王道杂之”。

东汉末年，群雄割据，天下大乱，原有的思想文化禁锢大为松弛，儒学仍然是官学，而法、道、墨、兵、纵横等各家，继续发展，各显其能。刘备、孙权、曹操皆习法、道、兵等各家之学，曹操尤精《孙子》。连号为“名儒”的郑玄，其实也是个“通人”。此时，世人多视“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三国志·杜恕传》)，而商鞅、韩非之学说却甚为流行。(29)

儒家文化发源于齐鲁，孔子、孟子诞生于这里，墨家、兵家、法家、名家、阴阳家、道家诸家学说，曾在这里切磋、传承，这里产生了墨子、孙子及慎到、邹衍。故乡深厚的文化土壤，对少年诸葛亮思想的形成、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文化滋养。

从汉代到三国，诸葛氏“一门三方为冠盖”，家族累世家学功名。诸葛先祖诸葛丰是西汉名臣，博览群书，曾任司隶校尉、光禄大夫等职，为官刚正不阿、执法严格。亮父诸葛珪是泰山郡丞，同情“党人”，痛恨宦官专权。他重视教育，亲自教授孩子《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及《管子》《商君书》《六韬》等诸子典籍。亮叔诸葛玄有文化有教养，有担当负责任，视侄辈如己出，尽力照顾，还和名流刘表等人过从甚密。割据荆州的刘表为“八俊”之一，尊崇士人，延致人才，重文兴学，荆襄文化再度崛起。

诸葛亮的家乡在曹操两次攻打徐州时备受战乱之苦。初平四年(193)，曹操攻打徐州陶谦，坑杀百姓数万。兴平元年(194)，曹操再次攻略徐州，“所过多所残戮”(《三国志·武帝纪》)。对曹操杀戮的恶劣印象，深深影响了诸葛亮一生。

诸葛亮重视友情，隐居隆中时就和崔州平、孟公威及庞德公、徐庶、石广元等人往还。其中徐庶、石广元后在曹魏任事，诸葛亮北伐时，还请人打听这两位朋友的情况。诸葛亮重情重义，于他来说推己及人是很自然的事。(30)

汉代的巴蜀，随着中央政府统治的深入、完善及“文翁兴学”后教育的发展，儒学的传播大为加快，远非秦时可比。这种传播主要通过移民和朝廷派遣官吏、士人游学等途径完成。(31)文翁在蜀郡首创地方官学，招收有志于学的子弟教之，又派遣青年才俊到京城学习。数年之后，“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华阳国志·蜀志》)。“文翁通过……大力推广儒学，从而成功地改造了与中原文化异质的巴蜀文化，使蜀人从思想文化上一统于儒家学说。”(32) 同时，巴蜀私学也兴盛起来，而东汉尤盛。

诸葛亮在隆中时与石广元、崔州平、徐庶等“俱游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三国志·诸葛亮传》)，追慕管仲和乐毅，以治国安邦、建功立业为志。

诸葛亮通晓儒家经典，并深受影响。《尚书·五子之歌》有云：“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仁者爱人”。《论语》里有多处表达对民的重视、爱护。如“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又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左传·襄公四年》记载山戎小国无终国君请求晋国与诸戎媾和，晋悼公不许，臣子魏绛列举了和戎的五大好处，包括边境安宁、百姓安心生产以及“以德绥戎，师徒不勤，甲兵不顿”等，悼公方才采纳。八年后，悼公高兴地对魏绛说：“子教寡人和诸戎狄，以正诸华，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33)“和戎”取得了多赢的结果。此外，诸葛亮最服膺的《管子》就有“凡牧民者，必知其疾”的说法。而对刘璋治下的益州，他的评价是“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三国志·诸葛亮传》)，可见其深厚的儒家民本思想。

所以，在争取民心上，诸葛亮和刘备是一致的。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南下荆州，刘备被迫撤退江南，追随的百姓竟有十万之众。刘备“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的认识，与儒家所倡完全一致。平定南中，就寄寓着诸葛亮“除患宁乱”以安百姓的深衷。建兴六年(228)，诸葛亮军出祁山，收复三郡，大胜曹魏，属下纷纷祝贺，他却答复曰：“国家威力未举，使百姓困于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贺，能不为愧。”(《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注引“郭冲四事”)其拳拳爱民之情，溢于言表。

但对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而言，儒家一家的思想学说显然不够。

诸葛亮读书仅观其大略，每自比于管仲、乐毅，可见其也仰慕道家、兵家先贤及其学说。其在《论诸子》中评论诸子得失曰：“老子长于养性，不可以临危难。商鞅长于理法，不可以从教化。苏、张长于驰辞，不可以结盟誓。白起长于攻取，不可以广众。子胥长于图敌，不可以谋身。尾生长于守信，不可以应变。王嘉长于遇明君，不可以事暗主。许子将长于明臧否，不可以养人物。此任长之术者也。”(34)对诸子各家之短长做出了中肯的评价。诸葛亮《为先帝与后帝遗诏》说：“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三国志·先主传》)这也是一个例证。

由此可见，诸葛亮善于学习，涉猎广博，除了儒家思想外，也喜爱法家、道家学说，择善而从，不囿一见。

当然，说诸葛亮兼学各家，并不是说他的思想驳杂，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基本精神。诸葛亮

一生的主要业绩——治理南中和北伐中原，以及其对刘氏父子及蜀汉政权的耿耿忠心、对“兴复汉室”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都是其儒家思想的集中体现。

笔者认为，下文对诸葛亮思想学说的评价是比较客观而中肯的：

诸葛亮不畏艰难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志存高远、心系天下的伟大抱负，修、齐、治、平的治国思想，淡泊宁静的人生境界，赏罚分明、亲疏无别的治军用人经验，贵和重抚的民族政策，刚正廉洁和忠孝的崇高气节，鞠躬尽瘁的忘我牺牲精神等，是无法从单一的文化因素或学派中找到完美答案的。诸葛亮的思想是以儒学为主，兼收道、法、阴阳、纵横及兵诸家并加以熔铸汇通而形成的，是自成一家的文化系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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