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考研南高学派与中国民族史研究_民族主义_张其昀_异族(民族学考研院校排名)

原标题：民族学考研：南高学派与中国民族史研究

南高学派与中国民族史研究

吴忠良

摘要：20世纪上半叶，以梁启超、王桐龄、林惠祥、吕思勉和李济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学者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中国民族史研究，推动了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发展，使得中国民族史获得了独立的学科地位。南高学派中的缪凤林、刘掞藜和张其昀也有志于中国民族史研究，均有著述刊印。他们重视异族入侵的历史，注重通过相关史事叙述来宣扬民族主义，同时因为学科背景等因素，南高学派缺少对中国民族史的理论阐述与概念界定。虽如此，他们以迥异于时的著述风格厕身于中国民族史著述之林，为中国民族史学科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南高学派；中国民族史；缪凤林；刘挟藜；张其昀

20世纪上半叶，随着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新学科理论传入中国，一批学者开始从事中国民族史研究，前有梁启超和王国维等人之倡导，后有王桐龄、吕思勉、林惠祥、缪凤林、刘掞藜和张其昀等人之开拓，都撰有《中国民族史》(张其昀是《中国民族志》)。我国的民族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史研究开始出现。以往学者研究的主要对象集中在梁启超、王国维、李济、王桐龄、吕思勉、林惠祥等人，甚少涉及缪凤林、刘掞藜、张其昀等南高学派[注]同人的民族史研究。[注]事实上，南高学派的民族史著述也颇有特色。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认为:“现代中国考古学家的工作，不能仅限于找寻证据以重现中国过去的辉煌，其重要的责任，毋宁说是回答那些以前历史学家所含混解释的，却在近代科学影响下酝酿出的一些新问题。”“其一是有关中华民族的原始及其形成，其二为有关中国文明的性质及其成长。”[1](p366～367)李济希图通过考古发现来回答历史学家“含混解释的”两大问题，南高学派则是在考古学发展起来之前，即已致力于解决第一个问题。本文即在爬梳相关史料的基础上，论述缪凤林、刘掞藜和张其昀等人的民族史著述及特色，敬请方家指正。

一、缪凤林的中国民族史研究

缪凤林在中央大学任教时编有《中国民族史》讲义，完成于1930年前后，有1936年中央大学铅印本。[2](p20)当时该课程“专究中国民族之构成与其进化及今日民族分布之状况”，其内容大要如次：(一)汉族之构成；(二)汉族之演进；(三)满蒙藏诸族及回教民族苗族之起源及其演进；(四)中国史上过去诸民族之回溯；(五)中国民族海外拓展之成绩；(六)今日中国境内之民族及其问题。“旨在阐明今日中国民族构成之原素与其融化，由民族之兴衰研究中国民族精神之特长与缺点，并考求中国境内诸族与汉族关系之今昔及今后联络融合之方策，期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之一助。”[3]缪凤林最后形成的讲义是从中华民族之由来、民族之成分、华夏势力之扩张、异族势力之侵入、异族之华化、各地民族之开化、民族精神与缺点、民族思想之消长等8个问题入手，探讨中华民族的历史，希图国人能明瞭中国“现今所处之危机，亡国灭种之祸之迫在眉睫。必如何振起吾民族之精神，始能图存于世界。”至于中华民族的政治、学术、宗教、礼俗，异族统治下的夏族状况，民族的迁徙，血统的混杂，谱系的分合等，缪凤林欲“别为篇详之”。[4]而这部分内容可以从《中国通史纲要》和《中国民族之文化》等论著中得见。该讲义笔者尚未得见，但讲义部分内容可见《中国民族西来辨》《中国民族由来论》《中国民族史序论》《国史上之民族年代及地理述略》《两晋南北朝汉族对异族之态度及异族统治下汉族之地位》《中国民族之文化》《从国史上所得的民族宝训》等文，已大略可见其民族史著述之架构和特色。上举诸文以《中国民族由来论》和《中国民族西来辨》最为人所熟知，二文驳斥了“中华民族西来说”等言论，坚信中华民族并非来自西方，中华文明乃中华民族之独创。

关于中国境内民族分类，缪凤林依照民族分布的地理方位将民族分为4类：北方国族，如东胡；南方国族，如欧、闽；西方国族，如西戎；东方国族，如莱夷。[5](p43)其后又称“国史主人，今号中华民族，其构成之分子，最大者世称汉族。自余诸族，无虑百数，世或别之为五：正南曰苗族，正西曰藏族，东北曰东胡族，西北曰突厥族，正北曰蒙古族。”[6](p3)可见，缪凤林是有民族、国族意识的，只是他并未对此加以阐释。在具体研究中，他也并未仅仅依据传世文献，也充分利用当时的考古发现和人类学研究成果。如在驳斥安特生的结论时，缪凤林就依据了步达生的研究成果。北京协和医院解剖学家步达生有《奉天沙锅屯及河南仰韶村之古代人骨与近代华北人骨之比较》《甘肃史前人种说略》《甘肃河南晚石器时代及甘肃史前后期之人类头骨与现代华北及其他人种之比较》等论著，认为：“仰韶、沙锅屯居民之体质，与史前甘肃居民之体质亦相似，盖三组人之体质，均似现代华北人，即所谓亚洲嫡派人种也。”“吾人比较研究之结果，颇不易避去沙锅屯、仰韶居民体质与近代华北居民体质同派之结论。”缪凤林据此来论证中华民族并非西来，“我们可以没有疑虑地说，史前人种的头骨，在物理性质方面，很明显的代表一种东方派的人种。因为史前及现代华北人种有许多相同之点，我们更可以谓史前人种为中华原始人”。[7]

缪氏的民族史研究，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特点。

第一，力斥中华民族西来说。无论是《中国民族西来辨》，还是《中国民族由来论》，乃至《中国通史纲要》，缪凤林都在极力否定“中华民族西来”说。缪凤林认为，中国民族之由来，远在有史以前。欲加考证，自必凭借有史以前之遗骸与用器。而当时国中地质、古生物、人类诸学，或则才有萌芽，或则犹未发轫。遗骸、用器，发现者绝无仅有。遗骸、用器发现极少，不得已而依据文字。而文字之缺乏依然。如此，各种中国民族西来的理论就有机可乘，在中国大行其道。他重点批驳了拉克伯里的巴比伦说，认为此说“不仅为事所必无，抑亦理所难有者也”。因为就地理环境而言，西亚民族在羲黄之时，于数年之内，能经千万里高山雪岭和沙漠不毛之地到达中国，即使在数千年之后犹视此为难途。若论年代，则中国远在旧石器时代，而巴比伦仅可溯至新石器时代；论人种，则中华民族为黄种人，而塞姆人、霭南人为白种人，苏米尔人亦近似白种人。从文物创作看，中国有旧石器文化，而巴比伦没有；中国河南等地出土的新石器也与巴比伦不同；殷墟、甲骨文更是中国独有，那些“见于载籍而可信”的文化也多为巴比伦所无，同样“巴比伦之学术技艺等，为古代中国所无者尤多”。有学者认为，“若谓诸人苟不相同，何以其发音又若是之近似”。缪凤林指出，“各种文字，各有其音，亦各有其形与义，三者一异而二同，一同而二异，固未可附会。即三者全同，既无此出于彼之确据，亦只能目为偶合，断不能以其偶合而谓为相出”。[8]此点很可能是受到了柳诒徵的影响。柳诒徵尝言：“世人附会中国人种西来之说，谓八卦即巴比伦之楔形字。愚谓卦象独具横画，不作纵画，实为与楔形字之极大区别。楔形字或纵或横，且多寡不一，故亦无哲理之观念。八卦之数止于三画，又以一画之断续，分别阴阳，而颠倒上下，即寓阴阳消息之义。故八卦可以开中国之哲学，以一为太极，以一为两仪，以三为天地人，举宇宙万有悉可归纳其中。……使世人观玩巴比伦楔形文字，虽极力附会，必不能成一有系统之哲学也。”[9](p28)在后来的《中国通史纲要》中，缪凤林更是专辟一节“民族西来说之不经”，从地理、人种、年代、文物和论证5个方面加以驳斥，得出了“西来说去事理益远矣”的结论。[5](p29～32)在缪凤林看来，“吾民族自有史以前，久已生息东亚，有史以来之民族，决无外来之可能”。[6](p18)顾颉刚在回顾民族史研究时说：“关于中国民族由来的讨论，自清末以来，讨论也很热烈，虽然这问题到现在还无定说。大家如要知道他们辩论的内容，可参看缪凤林先生的《中国民族西来辨》(《学衡》第三七期)、《中国民族由来论》(《史学杂志》二卷二期及三、四合期)这两篇文中，已把中国民族由来的各说大略都引征和评论到了。[10](p129)

第二，以“汉族”和“异族”势力消长来叙述中国民族历史。其《中国民族史》讲义即有《异族势力之侵入》《异族之华化》两章来论述非汉族民族与汉族之间的斗争与被同化的史事。在《中国通史纲要》和《中国通史要略》中，具体章节安排也是以汉族与少数民族即异族之间的斗争与融合为主线。“自上古以来，内则诸部落相攻战，外则与诸侯启竞争，亘数千百年，乃合诸小民族为一大民族。”[6](p25)在一些具体描述异族的章节，缪凤林也分析了异族为何会入侵的原因。如论及两晋南北朝混乱与对峙之因，缪凤林认为“异族入侵为最大的关键”，“而异族入侵则以杂居塞内为主因”。西汉时就采用吸收之策，归化请降的异族多增属国于边郡以处之。匈奴昆邪王投降，就在边郡设置五属国来安置他们。对于请降的羌族亦如是，“而胡羌之人亦不止诸属国之数郡数县”。东汉之世，羌族迁徙关中，入据三辅；氐族由岷山附近散居巴蜀之地，“而河湟之中，复有月支胡杂处，荐居张掖，侵略陇西，皆异族入侵之渐”。“故东汉之世，上虽足以继西汉之边，下亦即以开晋代之戎患。”曹操又将匈奴分为五个部落，逢塞外水灾，塞泥、黑难等部落“自塞外归化，益与汉族杂居”。而氐、羌、乌桓、鲜卑等民族也在北魏初年迁居塞内。晋武帝时又盛纳降胡，而到了晋惠帝时代，因为国力下降，“其势益不可制”。加之水旱大灾和疾疫等因素，原来与异族杂居的汉族大多迁移，原地“汉族或十不存二”。由于晋惠帝昏庸无能，“内则贾后八王，祸乱相寻，外则州郡空虚，盗贼蠭起”，社会矛盾极其尖锐。“而边吏士庶或侮异族之轻弱，侵淫倍至，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边鄙愚民，或习其

犷悍之俗，渐摩濡染，弃夏就夷。异族以贪悍之性，挟愤怒之情，加以入居既久，识边塞之盈虚，明山川之险易，候隙乘便，遂为横逆。”[11](p153～161)虽如此，诸异族最终皆被“华化”，盖中国政教文化根柢深固，诸族仿中国之意，“又多用汉人为政”。[11](p243)以此为例，通观中国历史，“虽乱于五胡，割于拓跋宇文，肉于女真，亡于鞑靼建夷，数过时迁，仍能统承烈祖，修其旧物”。[6](p11)在民族融合同时，缪凤林认为中华民族已经成为一个血缘相互混合的群体。“隋唐之一统，自种族言之，不徒上承汉魏以来诸族混合之果也，亦容纳当时无数之四夷，加入无数之外族血统。”[6](p174)

第三，注重中华民族精神和特点的分析。在讲义《中国民族史》中有专章《民族精神与缺点》，缪氏认为中国民性异常复杂，难以一语概括，“但全民族自有其共同之精神，而优点所在，缺点亦寓其中焉”。举以概之，家族主义导致人以家族为重，以国家为轻，官吏贪墨任私；中庸主义导致国人“习于消极妥协，不能积极进取”，“政治社会，奄无生气”；世界主义使国民“乏国家观念”，“鲜敌忾同仇之心”；和平主义使国人“流于文弱，与外国遇，常致失败”；不干涉主义使得“政治为少数人之专业，民不之问”；实用主义使国人“重实利而轻理想，可与乐成，难与虑始”，中国“遂鲜纯粹之科学”。[12]在以《中国民族史》为名的著述中专章讨论中华民族的精神和缺点，在当时是颇为少见的。缪凤林的这一分析，在其此后的通史著述中再度展现。数年之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缪凤林努力“从历史上寻得民族最可宝贵之经验教训，以为国人思想行动之指南针”，[13](p2)共得12条民族宝训，分别为：民族主义至上、国家至上、吾民族自力之表现为民族赓续生存发达之基础、民族思想之不坠为吾民族屡蹶屡兴不至卒亡之关键、民族自力之充分的发展与表现受灾国家之统一、民族自力之充分的发展与表现次在上有统率指导之领袖，下有克尽义务之全体国民、民族自力之充分的发展与表现又在全民族身心之康健、颓废浪漫之思想与行为足致民族国家于危亡、历代民乱之因源于内者为灾害流行与官吏横征暴敛导致的贫富不均、各种规制与礼俗可努力改善而不可轻言废除、改进田制当注重农田水利与分配、改革政治应自健全的地方自治始。在宣扬民族主义同时，缪凤林提出了“民族自力”的概念。所谓“民族自力”就是能疑自力创造种种文物政教，能以自力克服种种困难艰阻，能以自力外拓国境，能以自力内辟僻壤。“一部中华民族史，就民族自力表现之观点言，即此四种自力表现之记录而已。”晚近国族衰弱，“非因吾民族已往之无力，乃吾人失坠吾民族固有自力之咎”。倭寇荼毒中国，然以历史观之，“亦不过吾民族历世所受外患之一耳。倭人虽强，方之汉世之匈奴，唐世之突厥，犹若不逮。”所以，只要恢复“民族自力”，“倭寇之驱除也必矣”。[13](p5)

缪凤林在中国民族史研究方面的论著虽不多，其讲义《中国民族史》“史”的特点也并不突出，没有采用分期的方法来叙述中国民族发展历程，也并未付梓行世，但缪氏民族史论著的相关结论和观点却也多为学界所认可。如林惠祥在论述中华民族华夏系时所列的参考书目中就有缪凤林的《中国民族由来论》《中国民族西来辨》《中国通史纲要：国史上之分类，国家种族之定名》和《中国通史纲要》第一册等。[14](p46)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