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考研13世紀元朝與高麗的外交文書_蒙古_文字_通用(民族学考研属于哪一类)

原标题：民族学考研：13世紀元朝與高麗的外交文書

13世紀元朝與高麗的外交文書

烏雲高娃

13世紀初蒙古興起於北方，成吉思汗統一蒙古高原諸部族，1206年在斡難河畔召開“忽里勒台”建立了大蒙古國。1218年成吉思汗派兵侵入高麗，蒙古與高麗正式接觸。忽必烈入主中原，改國號爲元，統一中國南北，建立了多民族統一國家。忽必烈繼位之後，向東亞的高麗、日本派出使臣，想與東亞國家建立外交關係。

元代文書留下原件的較少，留存於寺院、宫觀中的蒙漢合璧的聖旨碑，爲研究元代文書格式、内容等提供了珍貴的史料。相對來説，元朝與周邊國家交往的外交文書現存原件更少。除了元朝與伊利汗國的文書、元朝給西藏的文書有現存原件之外，元代的外交文書現存的文書原件並不多。因此，中外學者對元代碑刻資料、蒙漢合璧聖旨碑極其關注，並多有研究，而對元朝與周邊國家的外交文書研究相對薄弱。尤其元朝與高麗的外交文書，並未發現現存的文書原件。在《元史》《高麗史》《韓國文集叢刊》中所記載的元朝與高麗的外交文書，未保留文書原貌，大多文書的開頭、結尾部分被省略。從這些史料記載很難看出文書的原貌及其格式。相對而言，從《東文選》所記載的高麗給蒙古官人的文書及忽必烈統治時期元朝給日本的文書，被日本的僧人傳抄，留在日本寺院裏，這些文書爲我們瞭解元朝與東亞的外交文書格式、通用語言等問題提供了重要的綫索。

一、 元朝與高麗外交文書通用語言文字

元朝是北方游牧民族統治中原的特殊王朝。蒙古統治者入主中原之後，由於不通漢語、不懂漢字或漢語言文字水平不高，通常在國内的行政體系中需要譯官進行翻譯。而且，在元朝的外交活動中，蒙古統治者與外國使臣交流，頒佈外交文書均需要譯官進行翻譯。在這一背景下，自唐宋以來一直以漢語爲官方通用語言的情況有所改變，在元代官方通用語中蒙古語、波斯語也成爲常用語言。而元朝與高麗的外交文書的書寫或翻譯，也涉及蒙古文和漢文兩種語言文字。

蒙古時代，官方通用語言有漢語、蒙古語、波斯語等三種語言文字。大蒙古國時期向中亞諸汗國頒發的文書應該使用波斯語或畏兀兒體蒙古文；向中原漢地或東亞、東南亞漢文化圈的國家頒發的文書使用漢語或畏兀兒體蒙古文；向蒙古地區頒發的文書自然使用蒙古語言文字。

《黑韃事略》記載：“韃人本無字書，然今之所用，則有三種： 行於韃人本國者，則只用小木，長三四寸，刻之四角。……此小字，即古木契也。行於回回者則用回回字，鎮海主之。行於漢人、契丹、女真諸亡國者只用漢字，移剌楚材主之。”(1)這段史料證明，未流行蒙古文之前，大蒙古國時期，在蒙古人中使用古木契；蒙古與中亞往來則用回回字，即波斯語，波斯語文書由鎮海掌管(2)，而蒙古與漢人、契丹、女真等往來使用漢字，漢文文書由耶律楚材負責。高麗自古深受漢文化影響，使用漢字有着悠久的歷史，高麗亦與契丹、女真一樣往來文書使用漢字。元朝與高麗外交文書，主要以漢文文書爲主。耶律楚材是掌管漢文文書的必闍赤，高麗國通行漢文文書，在窩闊台即位後，耶律楚材亦開始介入蒙古與高麗的外交往來活動(3)。

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國之前，蒙古各部落並無自己的文字，蒙古人最早也是無自己的文字，後來蒙古人借用畏吾兒體蒙古字。1204年，成吉思汗西征時，獲乃蠻部的掌印官塔塔統阿，並從他身上找到乃蠻部君主的金印。塔塔統阿精通畏兀文字，太祖成吉思汗便命他“教太子、諸王以畏兀字書國言”(4)。並以蒙古國的名義使用乃蠻部的金印(5)。於是蒙古人開始借用畏兀文字母書寫蒙古語，廣泛使用畏兀兒體蒙古文，詔書、聖旨等自然也用畏兀字書寫。畏兀兒文字就這樣變成爲蒙古公文的文字(6)。但是，在蒙古與高麗的早期交涉中，外交文書是否也用畏兀兒體蒙古文，由於未見明確的史料記載尚不清楚。但是，從《高麗史》所記載的蒙古硬譯文體文書來看，大蒙古國時期蒙古給高麗的文書應該是蒙古文文書和漢字文書並用。元朝新制八思巴字之後，元朝給高麗的外交文書中，出現了以八思巴字書寫外交文書的情況。這一時期，元朝給高麗的外交文書應該是以蒙漢合璧的形式書寫的。

至元六年(1269)，元世祖忽必烈命帝師八思巴，以藏文字母爲基礎，創制蒙古新字，即八思巴字。並頒發了使用蒙古新字的規定。《元典章》記載：“至元六年二月十三日，特命國師八思巴創爲蒙古新字，譯寫一切文字。期於順言達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璽書頒降，並用蒙古新字，仍以其國字副之。”(7)可見，創制八思巴字之後，忽必烈規定往來文書以兩種文字合璧的形式書寫，即蒙古新字與當地通用的文字並行。凡用蒙古新字書寫的璽書“仍以其國字副之”，這裏提到的“國字”不是指八思巴字，是指接受八思巴字詔書的地方或國家的文字。就是説，元朝規定凡以八思巴字書寫的詔書，以兩種文字合璧，附上接受詔書的地方和國家通用的文字(8)。

元代創制八思巴字之後，至元六年開始聖旨、璽書等以八思巴字和漢字兩種文字書寫。而元朝規定宣命以蒙古字擬寫是從至元十年開始的。《元史》記載：“至元十年(1273)春正月，敕自今並用國字書宣命。”(9)這段史料中提到的“國字”是指八思巴字，宣命是元代文書中的一個分類(10)。就是説，至元十年以後，元代文書行政要求宣命也要並用蒙古新字書寫。同年元朝給高麗的文書以八思巴字書寫。《高麗史》記載： 高麗元宗十四年(元至元十年，1273)春正月，元朝使者致高麗的詔書“其文用新制蒙古字，人皆無識者”(11)。這段史料證明，至元十年以後，元朝給高麗的詔書以八思巴字書寫。史料中雖未提及文書是否附上了漢文文書，但是，從元朝使用八思巴字的規定來看元朝給高麗的八思巴字文書，應該會附上漢字文書。應該以蒙漢合璧形式頒發高麗外交文書。當時高麗還没有識八思巴字者。雖然元朝規定至元十年正月之後，詔書以八思巴字書寫，並於同年給高麗頒發了八思巴字文書，但是，此時因高麗國内還没有懂八思巴字之人，高麗給元朝的文書只能以漢字書寫。由於史料記載缺乏，這一時期高麗是否以蒙漢合璧的形式呈上表文尚不清楚，但是，高麗使臣到蒙古之後，由譯官傳譯文書以蒙古文奏報其内容給皇帝是肯定的。

元朝爲了培養精通八思巴字人才，在地方設立蒙古字學。《元史》記載：“至元六年秋七月，置諸路蒙古字學。十二月，中書省定學制頒行之，命諸路府官子弟入學，上路二人，下路二人，府一人，州一人。餘民間子弟，上路三十人，下路二十五人。願充生徒者，與免一身雜役。以譯寫《通鑑節要》頒行各路，俾肄習之。至成宗大德五年(1301)冬十月，又定生員，散府二十人，上、中州十五人，下州十人。元貞元年(1295)，命有司割地，給諸路蒙古生員餼廪”(12)。元朝政府給蒙古字學的生徒提供供給，並免一身雜役。以《通鑑節要》爲教科書。

元代的蒙古字學有教授、學正等學官。至元七年(1270)設“諸路蒙古字學教授”(13)。“至元十九年(1282)，定擬各路府州設教授，以國字在諸字之右，府州教授一任，准從八品；再歷路教授一任，准正八品，任回本等遷轉”(14)。1282年路和府州蒙古字學設教授，教授的品級不同，路教授一任，爲正八品，府州教授一任，爲從八品。元貞元年三月，“增置蒙古學正，以各道肅政廉訪司頒之”(15)。又“大德四年(1300)，添設學正一員”(16)。學正的職掌可能是襄助教授，“督習課業”(17)。

高麗忠烈王時代，元朝政府派蒙古字學教授到高麗。可見，元朝在高麗也曾設立過蒙古字學。《高麗史》記載：“忠烈王二十一年(元元貞元年，1295)，元遣蒙古字教授李忙古大來。”(18)自元宗十四年(元至元十年，1273)元朝給高麗頒發八思巴字詔書到忠烈王二十一年元朝派蒙古字學教授李忙古大到高麗的22年之間，高麗是否設立蒙古字學教習過八思巴字，並没有明確的史料記載。但高麗忠烈王時期朝鮮半島出現蒙古字學，並教習八思巴字則是可以肯定的。但因缺乏史料記載，元代在高麗設立蒙古字學的具體年代尚不清楚。根據朝鮮王朝時期的史料記載，可以確定蒙古字學對朝鮮半島的影響較爲深遠。從高麗時期到朝鮮王朝時期一直存在。

《李朝實録》記載，世宗五年(明永樂二十年，1422)禮曹報告：“蒙古字學有二樣，一曰偉兀真，二曰帖兒月真。在前，詔書及印書用帖兒月真，常行文字用偉兀真，不可偏廢。今生徒皆習偉兀真，習帖兒月真者少。自今四孟朔(19)蒙學，取才並試帖兒月真，通不通分數，依偉兀真例。”(20)這段文字證明，蒙古字學在世宗五年之前在朝鮮半島仍然存在。這裏偉兀真是“uirurjin”的音譯，蒙古語中“uirurjin üsüg”即指畏兀兒體蒙古字；“帖兒月真”是“d?rbeljin”的音譯，蒙古語中“d?rbeljin üsüg”是“方塊字”之意，是指八思巴字(21)。

這裏提到的蒙古字學應該是從元朝沿襲下來的。從這一資料可以確定元代在高麗設立的蒙古字學除教習八思巴字之外，還要教習畏兀兒體蒙古字。在蒙古字學，畏兀兒體蒙古字和八思巴字的分工是非常明確的，八思巴字是用來書寫詔書及印文，日常文字用偉兀真。可見，蒙古字學中除了書寫詔書及印文用八思巴字之外，日常文字還是用畏兀兒體蒙古字。總之，元朝給高麗的外交文書主要以漢語言文字書寫，創制八思巴字之後，元朝與高麗的外交文書應該以蒙漢合璧的形式書寫，元朝的外交文書中出現漢字與八思巴字並用的現象。但是，對高麗是否也要求以蒙漢合璧形式，即是否以八思巴字和漢字合璧的形式書寫外交文書，由於缺乏史料記載尚不清楚。從《李朝實録》“在前，詔書及印書用帖兒月真，常行文字用偉兀真”這一記載來看，高麗時期應該也有以八思巴字書寫詔書的情況。

二、 元朝與高麗外交文書的格式

元朝與高麗外交文書未發現現存的文書原件，因此，探討元朝與高麗的外交文書格式，只能參照元朝的文書格式及同一時期元朝給日本的文書格式。

元朝文書的格式與中原王朝歷代漢文文書格式有所差别。首先，以畏兀兒體蒙古文和八思巴字書寫的文書是自左向右竪着書寫。文書的開頭和紀年與漢文文書有所不同，有着鮮明的蒙古文文書的書寫特點。蒙古文文書的書寫特點是文書開頭强調長生天的佑護，皇帝的福蔭，以“長生天氣力裏、大福蔭護助裏”(“mungke tengri in kü ün dür, yeke suu jali yin ibegen dür”)開頭是文書的固定格式。文書結尾采用“十二生肖紀年法”。元朝與高麗的外交文書也遵循蒙古文書這一特點，往來文書有以雅言形式書寫的漢文文書外，有些文書有着鮮明的蒙古文硬譯文體的書寫格式和特點。

元代的文書格式與元朝詔敕制度演變的三個階段有密切關係。元代的詔敕制度的變化分爲大蒙古國時期、忽必烈繼位前期、八思巴字創立之後三個階段(22)。元朝與高麗的外交文書自然也會受此三個不同時期的影響。忽必烈改元之前，蒙古文書中對蒙古的國號均稱爲“yeke mungγul ulus”，即“大蒙古國”。蒙古文書開頭都要提到“大蒙古國”。而忽必烈改元之後，以漢文雅文書寫的文書以“上天眷命，皇帝聖旨”開頭，而文書中很少提到“大元”這一國號。但是，在成宗詔諭日本的文書中出現過“大元”這一稱謂。1299年成宗派一山一寧出使日本，其文書以“上天眷命，大元皇帝”開頭(23)。可以説，大蒙古國時期到元朝的文書格式有一定的傳承關係。“上天眷命，皇帝聖旨”也是蒙古文文書開頭的“長生天氣力裏、大福蔭護助裏”(“mungke tengri in kü ün dür, yeke suu jali yin ibegen dür”)的文雅翻譯形式。元朝的這一文書開頭的固定格式對明代文書也有一定的影響。朱元璋將元代文書開頭的“上天眷命，皇帝聖旨”改爲“奉天承運，皇帝詔曰”(24)。而明代四夷館韃靼館“來文”中則將“皇帝福蔭裏”改爲“皇帝洪福前”，均是一脈相承的。

大蒙古國與高麗交涉的外交文書有明顯的蒙古文文書硬譯文體格式。較爲典型的是高宗十八年(蒙古太宗三年，1231)蒙古元帥撒禮塔給高麗的兩份文書。其中，一份文書是十二月一日高麗與蒙古講和，三日撒禮塔派使臣三人到高麗所持牒文。其牒文有着鮮明的蒙古文硬譯文體文書格式。

《高麗史》記載：“天底氣力， 將來底，言語所得不秋底人，有眼瞎了，有手没了，有脚子瘸了。聖旨差撒裏打火裏赤軍去者，問你每待投拜待厮殺。鼠兒年黑契丹你每高麗國裏討虜時節，你每選當不得了去也。阿每差得扎刺、何稱(哈真)兩介引得軍來把黑契丹都殺了，你每不殺了，阿每來。若阿每不將黑契丹了，你每不早了那是麽？使臣禾利一女根底不拜來那是麽？投了呵，差使臣爪古與(25)你每根底，不行打來那什麽？爪古與没了，使臣覓爪古與來，你每使弓箭將覓來底人射得回去了。那上頭管是你每底將爪古與殺了也，阿每覓問當來也。皇帝聖旨道：‘若你每待厮交，阿每一處厮相殺住到老者。若還要投呵，依前一番投了者去。若你每民户根底的愛惜，依前一番投拜來下去底。使臣怏怏地交回來者，若要厮殺你識者。皇帝大國土裏達達每將四向周圍國土都收了，不投底國土都收了，你每不聽得來投去了底人都一處行，打你每不聽得來，阿每將劫你每底，寄不及都收撫了，聽你每根底來。高麗國王你每底民户裏投拜了的人，依舊住坐，不投拜底人户殺有。虎兒年投投拜了，咱每不啻一家來那什麽，使去底使臣是阿土。”(26)很明顯這份文書是從蒙古文文書硬譯的公文格式。文書開頭的“天底氣力， 將來底”與蒙古文文書開頭的“長生天氣力裏、大福蔭護助裏”(müngke tengri in kü ün dür, yeke suu jali yin ibegen dur)應該是一脈相承的。但是，未發現這份文書的蒙古文原件，文書開頭的“天底氣力， 將來底”相對應的蒙古文尚不清楚。

牒文中蒙古指責高麗，鼠兒年(1216)契丹部衆來犯境，高麗未能滅敵，蒙古派兵滅了契丹叛衆。高麗投拜了蒙古，所以派使臣著古與來，高麗殺了著古與。蒙古再派使臣找著古與，高麗又射殺使臣。所以，蒙古皇帝派元帥撒禮塔來問高麗是投拜，還是要争戰？牒文中告誡高麗若歸降，依舊生活。不歸降的人户，要殺死。牒文中又强調虎兒年(1218)高麗歸降，蒙古與高麗不是親如一家嗎？

文書中的“阿每”“咱每”是蒙古語第一人稱複數，即我們的硬譯文體。“你每”是第二人稱複數“你們”的硬譯文體。“你每底”“你每根底”是蒙古語與格的形式，“給你們”“讓你們”的硬譯文體(27)。

十二月五日高麗高宗派其弟淮安公侹請和，以土物獻撒禮塔。

另一份文書是十二月十日撒禮塔派趙叔昌與蒙使九人所持到高麗索要國贐物的牒文。其牒文曰：“蒙古大朝國皇帝聖旨：‘專命撒裏打火裏赤統領大軍前去高麗國，問當如何殺了著古與使臣乎？欽奉聖旨我使底稍馬去，使臣到投拜了。使臣令公將進底物件應生交送。這些個與物將來底物去，我 没一個中底物。布子與來子(怎)麽？我要底好金銀、好珠子、水獺皮、鵝嵐(絨)好衣服與來你道足。但言者不違，你與金銀、衣服多合二萬匹馬馱來者，小合一萬匹馬馱來者。我底大軍離家多日，穿將來底衣服都壞了也。一百萬軍人衣服你斟酌與來者，除别進外，真紫羅一萬匹你進呈將來底，你將來底水獺二百三十個好麽與紫個來。如今交上好水獺皮二萬個與來者，你底官馬裏選揀一萬個匹大馬，一萬匹小馬與來者。王孫男孩兒一千底，公主、大王每等、郡主、進呈皇帝者外，大官人母(每)，女孩兒亦與來者，你底太子、將領、大王、令子並大官人男孩兒要一千個，女孩兒亦是一千個，進呈皇帝做扎也者。你這公事疾忙句(勾)當了，合你已後早了，你底裏地裏穩便快和也，這事不了合，你長日睡合憂者有，我使臣呼唤稍馬軍去，我要底物件疾忙交來，軍也疾來，遲交來，持我軍馬。遲來爲你高麗民户將打得莫多少物件，百端拜告郡裏，足得你受惜你也民户，我這裏翻取要金銀財物，你道骨肉出力這翻語異侯異侯休忘了者。據國王好好底投拜上頭，使得使臣交道與我手軍去，爲你底百姓上休交相殺，如此道得去也，交他舊日自在行路通泰者，依上知之’。使云底使臣二人烏魯土、只賓木入都護三軍陣，主詣降權皇帝所。” (28)

這份文書開頭的“蒙古大朝國皇帝聖旨”相對應的蒙古文應該是“yeke mungγul ulus un qaγan nu jarliq”。很明顯這兩份文書的正本應該是以蒙古文書寫，再由譯官翻譯成漢文的。兩份文書不同程度地保留了蒙古文文書開頭的固定格式“müngke tengri in kü ün dür, yeke mungγul ulus un qaγan nu jarliq”。無論漢文文書翻譯成“長生天氣力裏”還是“天底氣力”，其相對應的蒙古文文書裏應該均爲“mungke tengri in kü ün dür”，只是漢文文書經過不同譯者之手所用漢字不同而已。文書内容以蒙古硬譯文體翻譯，但是與元代白話文體漢文文書有些差别。《高麗史》中的這兩份蒙古硬譯文體文書翻譯風格與元代硬譯文體有所不同。而且，俗字俗語也非常之多。

十二月十日的文書以“蒙古大朝國皇帝聖旨”開頭，這很有可能是《高麗史》記載省略了文書開頭的“長生天氣力裏”。筆者認爲這一時期蒙古與高麗的外交文書中，蒙古皇帝聖旨以“長生天氣力裏，蒙古大朝國皇帝聖旨”爲開頭的固定形式。

大蒙古國時期蒙古與高麗的外交文書，除了以“長生天氣力裏，蒙古大朝國皇帝聖旨”開頭以外，還有以“長生天氣力，蒙古大朝國四海皇帝福蔭裏”和“長生天氣力，蒙古大朝國皇帝福蔭裏”開頭的文書格式。《東文選》記載了1240年高麗給蒙古官人的兩份文書“與中山、稱海兩官人書”和“答唐古官人書”。這兩份文書分别以“長生天氣力，蒙古大朝國四海皇帝福蔭裏”和“長生天氣力，蒙古大朝國皇帝福蔭裏”開頭。

與中山、稱海兩官人書

孟夏漸熱，伏惟長生天氣力、蒙古大朝國四海皇帝福蔭裏大官人閣下起居千福，小邦全賴帥府撫存之惠，非特群臣咸樂而已，至於匹夫匹婦，眠食得所，盛德之至，曷可言宣？曩者我國元帥與上國元帥何稱、扎剌講和投拜，其貢賦之制，則成吉思皇帝有詔旨，歲遣十人賫來，以爲恒式。故使臣著古與依前來持貢賦前去，中途被波速人所害。自爾路梗，更不往來。至辛卯歲，上國官人統軍來問，遣親兄淮安公具説因由，涣然釋疑。越戊戌十二月，遣金寶鼎、宋彦琦，己亥六月，遣金謙、盧演等，皆奉贐朝覲，續申供職之心。伏蒙金寶鼎等奉傳聖旨，款曲回示，不勝慶喜。於己亥十二月，遣親弟新安公代我，身執壤奠，伻趨闕下。至今年三月，前所使盧演、金謙等回來，傳示聖旨，亦言閤下之力護小邦甚切。予聞此語，感泣不已。且小國邈在日出海隅，風馬牛所不相及。大官人閣下曲加保佑，如此其至，非有歷劫厚緣，疇能如是哉。今又遣使介詣皇帝闕下，伏望益復垂憐，善爲我辭。閤下既以小邦爲念，諒予出力供職，無有貳志，採取每番使佐，聲説達於宸聰，導霈天滋，永護弊封。則予雖不敏，豈敢辜恩。姑以不腆風宜遥表精虔，仰希領納。(29)

這份文書裏開頭的“長生天氣力，蒙古大朝國四海皇帝福蔭裏”相對應的蒙古文應該是“müngke tengri in kü ün dür, yeke mungγul ulus un dalai yin qaγan nu suu dur”。高麗文書中出現的“蒙古大朝國”應該是蒙古的國號“yeke mungγul ulus”(大蒙古國)的另一種翻譯法。這很有可能是高麗譯官的翻譯法。“四海”應該是蒙古文文書中“dalai”的翻譯。1246年貴由汗致教皇英諾森四世信函正本以畏兀兒體蒙古文書寫，再由拉丁文和波斯文翻譯，文書中間和結尾加蓋畏兀兒體蒙古文印章。這一文書以“müngke tengri in kü ün dür, yeke mungγul ulus un dalai yin qaγan nu jarlig”(“長生天氣力裏，大蒙古國四海皇帝聖旨”)開頭，波斯文本文書中，開頭的這部分以突厥文書寫(30)。可見，大蒙古國時期的蒙古文的外交文書有高麗外交文書中出現的以“長生天氣力，蒙古大朝國四海皇帝福蔭裏”開頭的文書格式。印章的内容是“müngke tengri in kü ün dür, yeke mungγul ulus un dalai yin qaγan nu jarlig， il bolγan irgen tur kürbesü büsiradüküi ayutuγai”(“長生天氣力裏，大蒙古國四海皇帝聖旨。頒到之處臣民，敬之畏之”)(31)。

再來看一下高麗給蒙古官人的另一份文書：

答唐古官人書

(來書云： 福蔭裏統領蒙古、乣漢大軍征討高麗唐古拔都魯言語道與高麗王云云)。(朴暄)

夏序方回。伏惟長生天氣力，蒙古大朝國皇帝福蔭裏帥府大官人閣下，茂膺千福。小邦全賴撫存之力，更有聊生之望。雖至愚夫愚婦，猶感大恩。曩者歲在己卯，投拜上國使佐十介。歲到小邦，親自賫去爲式。何圖波速路人，遮出害上國，官軍戾止。謹遣親兄淮安公，迎犒問慰，具説端由，官軍釋疑而返。我以萬世出力，供職爲望，累遣使介，敬輸國贐。及戊戌十二月，發遣金寶鼎宋彦琦等，押信朝貢。己亥六月，續遣盧演金謙等，朝覲如前。既而先遣金寶鼎，受皇帝聖旨回來。又於是年十二月，以親弟新安公，賫持流例貢賦，復奉别進方物，具表文並遣，未知行邁何似。目今盧演金謙等，受詔回到，稱説大官人閤下，欣對我親弟新安公，累旬宴慰，仍發伴使護送帝所。俄聞此言，喜抃萬千。但所諭至鴨江，令民户住着耕種。當使佐往來之際，供對酒饌、傳騎馬匹事。且閤下以覆護小邦爲念，予敢不以此爲喜。且如合下備知，雕殘既極，曷可卒速連絡而地著乎。間或有可爲之勢。雖些小人，每已令住着，迎對使臣。至若尤敗之處，特差發官人準備他處酒果米糧，輸到這裏，迎送甚勤。自後漸次人物蘇息。則一依所諭。抑又諭及使佐之來也。入予居所祗對事。顧予居所卑陋，不勝慚愧。特營别殿，敬迎詔書。又構别館，接飯使佐，是其敬攀對故尒。今依通示。至於居所，迎入宴慰，其或以洪福源父於本城裏往來事。聽取是人關白云，年耄病深，不堪遠路行邁。而又進仕京都，爵好廪厚，計産饒贍，安心以事佛功德爲業。奈何返往敗亡本城裏住坐耶。是甚未便。辭語牢切，固難奪志。如上數段底事，惟大官人合下俯諒情實，益加存撫。俾我小邦，萬世出力供職，幸甚幸甚。輕略不腆土宜，並别紙奉寄。伏惟領納(32)。

這份文書以“長生天氣力、大蒙古國皇帝福蔭裏”開頭，其相對應的蒙古文應該是“müngke tengri in kü ün dür, yeke mungγul ulus un qaγan nu suu dur”。這一文書標題下的注釋“來書云： 福蔭裏統領蒙古、乣漢大軍征討高麗唐古拔都魯言語道與高麗王云云”值得關注，從這段記載可以看出蒙古給高麗文書的格式。這裏提到的“來書云”指蒙古唐古元帥給高麗的文書。唐古給高麗文書中的“福蔭裏”應該是蒙古文書開頭的“長生天氣力裏，大蒙古國皇帝福蔭裏”的省略。蒙古文書以“長生天氣力裏，大蒙古國皇帝福蔭裏”開頭，而高麗的回牒以高麗的翻譯習慣稱“大蒙古國”爲“蒙古大朝國”。因此，高麗給蒙古唐古元帥的回文，雖然，以漢語文言文“伏惟”開頭，緊接着將蒙古文書開頭“長生天氣力，蒙古大朝國皇帝福蔭裏”這一格式附在文書開頭，應該是想遵循蒙古唐古元帥的“來書”的蒙古文書以“長生天氣力裏，大蒙古國皇帝福蔭裏”開頭的格式。

大蒙古國時期的文書，如果是皇帝聖旨的話，便以“müngke tengri in kü ün dür, yeke mungγul ulus un qaγan nu jarlig”(“長生天氣力裏，大蒙古國皇帝聖旨”)或“müngke tengri in kü ün dür, yeke mungγul ulus un dalai yin qaγan nu jarlig”(33)(“長生天氣力裏，大蒙古國四海皇帝聖旨”)開頭。文書的結尾採用“十二生肖紀年法”的格式。可以看出，蒙古與高麗早期的外交文書遵循了大蒙古國時期文書的書寫格式。雖然《高麗史》《韓國文集叢刊》《東文選》等文獻中所記載的蒙古與高麗的外交文書結尾部分均被省略，但是，可以確定大蒙古國時期蒙古給高麗的文書應該採取蒙古文書特有的以“十二生肖紀年法”結尾的格式。

忽必烈繼位之後，蒙古文書的書寫格式繼承了大蒙古國時期的文書書寫格式。文書以“長生天氣力裏，大福蔭護助裏，皇帝聖旨”(“müngke tengri in kü ün dür, yeke suu jali yin ibegen dür, qaγan nu jarliq manu”)或“長生天氣力裏，皇帝福蔭裏”(“müngke tengri in kü ün dür, qaγan nu suu dür”)開頭，結尾採取“十二生肖紀年法”。同時，出現以漢文雅文書寫文書的格式。文書以“上天眷命、皇帝聖旨”開頭。這一表現格式也是蒙古文文書開頭的“müngke tengri in kü ün dür, qaγan nu jarliq”(“長生天氣力裏，皇帝聖旨”)的漢語雅文翻譯形式。忽必烈改元之前，這一時期的文書雖有以畏兀兒體蒙古文書寫的聖旨和白話文翻譯，但是，這一時期的詔敕文書的主要形式是以漢文文言書寫(34)。這一時期的文書特點可以從忽必烈詔諭日本的文書可見一斑。

元至元三年(高麗元宗七年，日本文永三年，1266)八月，忽必烈以黑的、殷弘爲國信使，派使臣到高麗。十一月黑的、殷弘持兩道詔書到達高麗江華島。其中一封是給高麗元宗的文書，另一封是蒙古皇帝給日本國王的詔諭文書。

忽必烈給高麗元宗的文書曰：“今爾國人趙彝來告，日本與爾國爲近鄰，典章政治有足嘉者，漢唐而下，亦或通使中國。故今遣黑的等往日本，欲與通和。卿其導達去使，以徹彼疆，開悟東方，向風慕義，兹事之責，卿宜任之。勿以風濤險阻爲辭，勿以未嘗通好爲解，恐彼不順命，有阻去使爲托，卿之忠誠與斯可見，卿其勉之。”(35)很明顯，《高麗史》的記載將這份文書的開頭、結尾部分省略掉，因此很難看出文書的格式。相比之下，元朝同時給日本的另一份文書，則被日本僧人傳抄，留在日本的寺院裏。保存於日本奈良東大寺的這份忽必烈詔諭日本的文書保留了文書原貌，爲瞭解元朝給高麗、日本等東亞國家的外交文書格式提供了珍貴的史料。

元朝給日本的文書如下：

上天眷命，大蒙古國(36)皇帝奉書日本國王。朕惟自古小國之君，境土相接，尚務講信修睦。況我祖宗，受天明命

，奄有區夏，遐方異域(37)，畏威懷德者，不可悉數。朕即位之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久瘁鋒鏑，即令罷兵，還其疆城(38)，反其旄倪。高麗君臣，感戴來朝，義雖君臣，而(39)歡若父子。計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麗，朕之東藩也。日本密邇高麗(40)，開國以來，亦時通中國，至於朕(41)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國知之未審。故特(42)遣使持書，布告朕志(43)，冀自今以往，通問結好，以相親睦。且聖人以四海爲家，不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至用兵(44)，夫孰所好。王其圖之。不宣。至元三年八月 日。(45)

這份文書以“上天眷命，大蒙古國皇帝奉書日本國王”開頭，以“不宣”結尾。而《元史》記載省略了開頭的“上天眷命、大蒙古國”和結尾的“不宣”(46)。《高麗史》記載省略了開頭的“上天眷命”和結尾的“不宣”(47)。可見，《元史》《高麗史》等文獻在編撰過程中不同程度地對元朝與高麗的外交文書進行了省略。故從這些文獻記載很難看出元朝與高麗外交文書的原貌。因此，對東亞外交文書的整體研究及瞭解全貌極其重要。

八思巴字創立之後是元朝文書定型化的時期，這一時期元朝與高麗關係有了新的轉變。1269年由於高麗權臣林衍廢立元宗之事，通過元朝的干涉高麗清除了武人政權控制朝政的局面，1270年高麗元宗向忽必烈提出請婚，1273年高麗與元朝軍隊平定高麗三别抄叛軍，高麗與元朝政治聯姻，1274年高麗忠烈王繼位之後，元朝的蒙古字學等均對朝鮮半島産生了很大影響。可以肯定這一時期元朝的文書行政自然對朝鮮半島以及對元朝與高麗的外交文書格式産生了影響。

八思巴字創立之後，元代文書以蒙漢合璧書寫，文書開頭出現固定格式。最常用的是皇帝聖旨以“長生天氣力裏，大福蔭護助裏，皇帝聖旨”(“müngke tengri in kü ün dür, yeke suu jali yin ibegen dür, qaγan nu jarlig”)開頭；而諸王、太子令旨或太后的懿旨以“長生天氣力裏、皇帝福蔭裏”(“mungke tengri in kü ün dur, qaγan nu suu dur”)開頭。文書結尾格式，以八思巴字書寫的文書結尾用“十二生肖紀年法”，相對應的以漢文書寫的文書有的採用“十二生肖紀年法”，有的則以皇帝的年號紀年。

有的文書還有以“müngke tengri in kü ün dür, yeke suu jali yin ibegen dür, qaγan jarlig”(“長生天氣力裏，大福蔭護助裏，皇帝聖旨”)或“müngke tengri in kü ün dür, yeke suu jali yin ibegen dür, qaγan jarlig manu”(“長生天氣力裏，大福蔭護助裏，皇帝聖旨俺的”)。還有省略長生天以“tengri in kü ün dür, qaγan nu suu dur”(“天的氣力裏、皇帝福蔭裏”)開頭的。文字上有些差别，但是其表現的格式是相同的。

三、 元朝與高麗外交文書的翻譯

元朝是由北方遊牧民族建立的統一多民族國家。有元一代是翻譯人員的“黄金時期”。元朝統治者無論與國内諸民族官員交流，還是與周邊國家的外交使臣交流，在其外交文書的口傳奏報或對文書的翻譯工作中，譯官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元朝在政治、外交、貿易、文化等諸多方面，都需要由譯官傳譯不同的語言文字。元朝與東亞、中亞、歐洲的交涉過程中，高麗人、畏兀兒人、女真人充當譯者，起到了重要的語言媒介作用。

13世紀初蒙古與高麗建立外交關係，在蒙元與高麗外交活動中主要由高麗人充任譯官。縱觀蒙元與高麗的外交關係，自成吉思汗開始蒙古與高麗早期接觸到忽必烈時期元朝與高麗政治聯姻，雙方關係有了很大變化。蒙古與高麗早期交涉中譯官由東真人、女真人、歸服的高麗人充任。到了元朝隨着人員往來頻繁，元朝與高麗均培養大量的翻譯人才，這一時期，翻譯文書或傳譯奏報文書的譯官隊伍理應更加龐大。

《高麗史》記載：“高宗六年二月己未哈真等還，以東真官人及傔從四十一人留義州曰：‘爾等習高麗語，以待吾復來。’”(48)蒙古最早與高麗接觸時，1219年蒙古元帥哈真等討平逃入高麗的契丹叛衆之後，二月二十二日返回時，在義州留下東真人及其隨從四十一人命他們學習高麗的語言，等他回來時充當譯者。當時東真國是由反叛金朝的契丹人建立的，因此，東真人中包括契丹人和女真人。可見，在蒙古與高麗早期交涉中，蒙古人命歸附蒙古的東真人學習高麗的語言文字，就地取材讓他們充當譯者。他們與高麗的接觸較爲密切，學習高麗的語言文字應該是有基礎的。

大蒙古國時期譯官多以畏兀兒人和女真人充任。早在成吉思汗時期，大蒙古國形成了畏兀兒文書處和漢文文書處。畏兀兒文書處由克烈人鎮海主持，漢文文書處由耶律楚材主持(49)。蒙古與高麗的外交文書應該由漢文文書處負責撰寫或翻譯。在蒙古與高麗早期交涉中，蒙古朝廷中女真譯官應該起到了重要的語言媒介作用。究其原因，第一，在蒙古與高麗接觸之前，高麗事大金朝，金朝應該有不少女真人在高麗與金朝外交中充當譯者。其次，大蒙古國時期，有不少女真人爲蒙古人充當譯官，而且，蒙古沿襲金朝的文書翻譯體系，因此，可以確認在蒙古與高麗的早期外交中女真譯官應該在文書翻譯工作中起到過積極的影響。

高宗十八年(蒙古太宗三年，1231)十月一日撒禮塔派使臣阿土(阿兒秃)作爲勸降使持牒到高麗西京，當時阿土在途中被平州的官吏囚禁。所派使臣一個是蒙古人，一個是女真人(50)。很明顯蒙古派女真人應該是譯官，這位女真人的使命很有可能是爲蒙古使臣與高麗君臣翻譯牒文内容。蒙古派高麗的使臣多派蒙古人和女真人，其中，女真人很有可能是充當譯官的。

蒙古與高麗接觸、高麗投拜蒙古之後，高麗國内開始培養精通蒙古語言文字的譯官。高麗要求年少聰敏者學習蒙古語，並隨高麗國王、世子、使臣多次往返於蒙古與高麗之間，充當譯官。典型的代表人物是趙仁規，他就是由高麗朝廷培養出來的精通蒙古語的譯官。多次出使元朝，其翻譯曾得到忽必烈的認可及其贊美。但是，起初高麗政府培養的譯官蒙古語應答水平不高，因此，高麗使臣到蒙古均由幼時被蒙古俘虜、在蒙古長大的譯官來翻譯。康守衡是幼時入元的高麗人，深受忽必烈欣賞。高麗使臣每到蒙古必由康守衡進行翻譯，並多次被派遣到高麗，活躍於蒙古與高麗的外交活動中。康守衡又被稱爲康和尚。康和尚原是高麗人，幼時被蒙古俘虜，改名爲康守衡。“和尚本國晉州人，小時被俘入蒙古，改名守衡”(51)。1260年二月二十七日元宗從蒙古回高麗，遣參知政事李世材、同知樞密院事皇甫琦、右副承宣蔡楨等到西京迎接元宗。蒙古派束里大、康和尚等爲達魯花赤，與元宗一起來高麗，並多次出使高麗，在蒙古與高麗關係中起到了重要的語言媒介作用。康守衡自幼被蒙古俘虜，自然精通蒙古語，此次他與束里大被派到高麗也與他善於翻譯有關。蒙古與高麗交涉，高麗方面的譯者精通蒙古語者少，每次高麗使臣到蒙古奏事，都由康守衡進行翻譯。《高麗史》記載：“初國人雖習蒙古語，未有善敷對者，我使如京，必令大寧總管康守衡引入奏，仁規當獻畫金瓷器，世祖問曰‘畫金欲其固耶？’對曰‘但施彩耳。’曰‘其金可復用耶？’對曰‘瓷器易破，金亦隨毁，寧可復用。’世祖善其對，命自今瓷器毋畫金勿進獻。又曰‘高麗人解國語如此，何必使守衡譯之。’”(52)趙仁規是在高宗末年至元宗朝學習蒙古語的，並精通蒙漢語，他是從忠烈王元年開始出使元朝的，他是忠烈王朝活躍於元麗交涉中的譯者。從以上史料來看，在蒙古與高麗最初的交涉中，高麗譯者的蒙古語水平並不過關，高麗使臣每到蒙古都由康守衡充當翻譯。

在蒙古與高麗的早期交涉中，蒙古方面主要以歸附的高麗人爲譯者。譯官的言論有時也能影響帝王的決策。1218年成吉思汗派哈真等討伐入居高麗江東城的契丹叛衆時，高麗洪大宣迎降。1231年窩闊台派撒禮塔出兵高麗時，洪大宣之子洪福源又迎降。《高麗史》記載：“(高宗)三十九年，李峴奉使如蒙古，(崔)沆謂峴曰：‘彼若問出陸，宜答以今年六月乃出。’峴未至蒙古，東京官人阿母侃、通事洪福源等請發兵伐之，帝已許之。及峴至，帝問爾國出陸否？對如沆言。帝又問：‘留爾等，别遣使審示否則如何？’對曰：‘臣正月就道，已於昇天府白馬山營宫室、城郭，臣敢妄對！’帝乃留峴，遂遣多可、阿土等密敕曰：‘汝到彼，國王迎於陸，則雖百姓未出猶可也。不然則速回，待汝來當發兵致討。’峴書狀張鎰隨多可來密知之具白王，王以問沆對曰：‘大駕不宜輕出江外。’公卿皆希，沆意執不可，王從之。遣新安公佺出江迎多可等，請入梯浦館。王乃出見，宴未罷，多可等怒王不從帝命還昇天館。識者曰：‘沆以淺智誤國大事，蒙古必至矣。’未幾果至，屠滅州郡，所過皆爲煨燼。”(53)這段史料所記載的是1252年正月二十一日，高麗遣樞密院副使李峴、侍郞李之葳如蒙古。臨出發前高麗權臣崔沆交代李峴等，如果蒙古方面問起高麗出陸之事，就説以今年六月爲期乃遷出江華島。當李峴等到達蒙古時，駐守在遼陽的阿母侃和通事洪福源等向蒙哥彙報高麗並無出陸歸降之意，請發兵討伐，蒙哥也決定派兵出征高麗。李峴等到達蒙古之後，蒙哥扣留李峴等使臣，另派多可等使臣到高麗探查出陸情況。根據這段史料發現洪福源歸附蒙古之後，曾在蒙古擔任過通事，在蒙古與高麗的交涉中充當譯者。翻譯人員常常得到蒙古大汗的信賴，蒙哥汗也是聽信通事洪福源的話，出兵高麗，並將高麗使臣李峴等扣留長達兩年之久(54)。

蒙元與高麗的外交關係中，大蒙古國時期及元朝政府給高麗的詔書是由漢文起草的。《高麗史》記載：“(高宗二十年)夏四月蒙古詔曰：‘自平契丹賊殺札剌之後，未嘗遣一介赴闕，罪一也；命使賫訓言省諭，輒敢射回，罪二也；爾等謀害著古與，乃稱萬奴民户殺之，罪三也；命汝進軍，仍令汝弼入朝，爾敢抗拒，竄諸海島，罪四也；汝等民户不拘執見數，輒敢妄奏，罪五也。’”(55)這是1233年蒙古窩闊台合汗時期給高麗的詔書，詔書中指責高麗的五條罪狀，即高麗截殺使臣着古與，高麗遷都江華島等事情。詔書應該是用漢文起草的，這一時期在蒙古掌管漢文文書的是耶律楚材。那麽高麗的譯者將漢文詔書翻譯成高麗的語言，宣讀給高麗君臣即可。這與高麗與中原歷代王朝的交往没有任何改變。宣讀詔書不需要懂蒙古語的譯者即可。這也許是在蒙古與高麗的早期關係中，精通蒙古語的譯官不多的原因之一。

《高麗史》中多記載蒙元時期給高麗的詔書，詔書均由漢文文言寫成。蒙元時期的詔書是由史臣，即翰林國史院的文士用漢文起草，文體方面使用典雅的漢文文言(56)。蘇天爵《國朝文類》中載有中統五年正月王鶚所作的《賜高麗國王曆日詔》，詔書曰：“諭高麗國王植，獻歲發春，式遘三陽之會，對時育物，宜同一視之仁，眷爾外邦，忠於内附，肇因正旦，庸展賀儀，方使介之還歸，須策書之播告，今賜卿中統五年曆日一道，卿其若稽古典，敬授民時，勸彼東隅之氓，勤於南畝之事，茂迎和氣，迄及康年，時乃之休，惟朕以懌。”(57)這是1264年忽必烈給高麗元宗賜曆日的詔書，詔書是在二月被韓就帶到高麗。王鶚是山東東明人，1224年金朝進士第一甲第一人出身，授應奉翰林文字。1244年來到忽必烈藩邸任文官。忽必烈即位之後，“首授王鶚翰林學士承旨，制誥典章，皆所裁定”(58)。可見，這一時期，蒙古給高麗的詔書多應出自王鶚之手。

高麗譯官偶爾也有依附權貴，淩駕於國王之上的現象。康允紹是元宗朝有影響的翻譯官，1269年林衍廢立元宗時，康允紹被林衍拉攏，作爲心腹。當1271年元宗之子諶以世子的身份入元爲質子的時候，康允紹私自隨世子作爲譯者隨行，而不向元宗禀報就開剃回來“自比客使，見王不拜，王怒不能制”(59)。林衍死後，康允紹又投靠洪福源，倚仗權勢，對元宗無禮，但元宗敢怒而不敢言。

在元朝與高麗的外交中，譯官是傳譯語言者，其言行、品德、禮儀都很重要。蒙古的使臣每到高麗都有館伴、譯者相隨。館伴、譯者是否識禮節，將直接影響兩國的關係，因此，譯者的素質也是非常重要的。但因蒙古與高麗交涉的初期，因高麗朝廷缺乏精通蒙古語的譯官，譯者的來源複雜，有時難免有譯者的素質不高的時候，以致良吏也受到誣陷。高宗時庾碩是個性情剛直，清白不阿之人，累遷閤門通事舍人，後爲蒙古使館伴。但因譯者以失禮告崔怡，因此被發配到蓮花島(60)。從這一處罰可知，譯官的意見有時能影響到高麗君臣的決定。

元朝與高麗的外交文書應該由蒙古翰林院的“必闍赤”翻譯。元朝在蒙古翰林院、會同館等機構設立蒙古、回回“必闍赤 和“怯里馬赤 蒙古翰林院是負責起草蒙古文書的行政機構，“必闍赤”是撰寫或翻譯文書的譯使。“怯里馬赤”是指口譯人員，即“通事”的蒙古語名稱。大蒙古國時期和元朝都有“必闍赤”和“怯里馬赤”，即譯使和通事。“必闍赤”應該負責文書的撰寫和翻譯工作；而“怯里馬赤”應該主要負責朝貢貿易中的口譯工作。在元朝與高麗外交中，蒙古有時也派遣“必闍赤”出使高麗的情況。

首先，大蒙古國時期，蒙古與周邊的民族、國家交往，往來文書所使用的文字較多，這一時期的文書制度較爲複雜(61)。《世界征服者史》記載：“他們由諳習波斯文、畏兀文、漢文、土番文、唐兀文等等的各種書記隨同。以致無論向什麽東方宣寫敕旨，都可以用該民族的語言和文字頒發。”(62)

這一時期，蒙古的外交文書以畏兀兒體蒙古文、漢文、波斯文以及其他不同文字書寫。大蒙古國時期外交文書正本是蒙古文書寫的話，給中亞及歐洲國家的文書則翻譯成波斯文，有的會附上拉丁文(63)。例如： 1246年貴由汗致教皇英諾森四世的信正本以畏兀兒體蒙古文書寫，並附波斯文翻譯(64)。從這一時期鎮海所掌管的致回回者的外交文書以蒙古文書寫的文書爲正本，再翻譯波斯文文書附上的情況來看，由耶律楚材負責的致高麗、漢人、契丹、女真的文書也應該以蒙古文文書爲正本，再附上翻譯成漢文的文書。蒙古與高麗接觸初期，成吉思汗西征，帖木哥斡赤斤監國時期蒙古就要求高麗派送“會漢兒文字言語人”(65)。可見，蒙古與高麗接觸漢語言的翻譯由高麗人充任。文書翻譯應該由元朝的蒙古必闍赤 翻譯。

13世紀高麗使用漢字，因此蒙古給高麗的文書也以漢字書寫，但是大蒙古國時期蒙古給高麗的外交文書是否必須由蒙漢兩種文字書寫尚不清楚。但是，從《高麗史》所記載的蒙古硬譯文體文書可以確定，大蒙古國時期蒙古給高麗的外交文書也有以畏兀兒體蒙古文書寫的情況。元朝規定：“諸内外百司，五品以上進上表章，並以蒙古字書，毋敢不敬，仍以漢字書其副。”(66)同時元朝規定，外交文書也以蒙古新字書寫，並副其所降文書國家文字。從這一背景來看，創立八思巴字之後，明確規定國内外文書以雙語合璧的方式，元朝與高麗的外交文書也自然以蒙漢合璧的形式。這就要求高麗必須培養精通蒙古新字的譯官。

1273年八月二十五日高麗使臣李承休等覲見忽必烈並呈上外交文書時，由宣使甫羅達傳譯奏忽必烈。忽必烈問：“事甚具悉。漢文格式如何？”諸令史奏曰：“稱爾。”(67)可見，高麗給元朝的外交文書以漢文書寫，然後，由譯官進行蒙古語的翻譯奏報忽必烈。

在元朝與高麗的外交關係中，外交文書有從元朝發給高麗的，還有高麗上表元朝的，其中，不管是口傳翻譯還是書面翻譯，有元朝譯官翻譯的情況，也有高麗翻譯的情況。兩國譯官蒙古語、漢文水平不同，或因翻譯習慣不同，翻譯出來的文書所用詞匯不同，呈現出不同翻譯特色。

蒙古建國之初，國號爲“yeke mungγul ulus”，即漢語的“大蒙古國”。但是，在高麗的文獻記載中蒙古的國號 “yeke mungγul ulus”被翻譯爲“蒙古大朝國”或“蒙古大朝”。除了在元朝與高麗的外交文書中，高麗譯官將蒙古國號翻譯成“蒙古大朝國”，而且，1267年高麗給日本的文書中，也稱蒙古爲“蒙古大朝”。

高麗國王元宗書(68)如下：

高麗國王(69)王禃右 啓。季秋向闌，伏惟大王殿下，起居萬福，瞻企，瞻企。我國臣事蒙古大朝(70)禀正朔，有年於兹(71)矣。皇帝仁明，以天下爲一家，視遠如邇，日月所照，咸仰其德化(72)。今欲通好於貴國，而詔寡人云，海東諸國(73)，日本與高麗爲近(74)鄰，典章政理(75)，有足嘉(76)者。漢唐而下，亦或通使(77)中國。故(78)遣書以往，勿以風濤險阻(79)爲辭。其旨嚴切，兹不獲已，遣朝散大夫尚書禮部侍郎潘阜等(80)，奉皇帝書前去(81)，且貴國之通好中國，無代無之。況今皇帝之欲通好貴國者，非利其貢獻。但(82)以無外之名高於(83)天下耳。若得貴國之報音(84)，則必厚待之。其實與否，既通而後，當可知矣(85)。其遣一介之使(86)，以往觀之，何如也。惟(87)貴國商酌焉。拜覆(88)。日本國王左右。至元四年九月日。啓

此外，元朝的外交文書中，對蒙古文書開頭的“qaγan nu suu dur”翻譯成漢語用不同的表現形式。有時翻譯爲“皇帝福蔭裏”，有時翻譯成“皇帝洪福裏”。1269年六月大蒙古國中書省給日本的牒文内容如下：

大蒙古國皇帝洪福裏，中書省牒(89)日本國王殿下。我國家以神武定天下，威德所及，無思不能。逮皇帝即位，以四海爲家，兼愛生靈，同仁一視，南抵六詔、五南，北至於海，西極昆侖，數萬里之外，有國有土，莫不畏威懷德，奉幣來朝。惟爾日本，國於海隅，漢唐以來，亦嘗通中國。其與高麗，實爲密邇。皇帝向者，賜高麗國王，遣其臣潘阜持璽書通好。貴國稽留數月，殊不見答。皇帝以爲將命者不達，尋遣中憲大夫、兵部侍郎、國信使紇德，中順大夫、禮部侍郎、國信副使殷弘等，重持璽書，直詣貴國。不意纔至彼疆對馬島，堅拒不納，至兵刃相加，我信使勢不獲已，聊用相應，生致塔二郎、彌二郎二人以歸。皇帝寬仁好生，以天下爲度，凡諸國内附者，義雖君臣，歡若父子，初不以遠近小大爲間。至於高麗，臣屬以來，唯歲致朝聘，官受方物。而其國官府土民，安堵如故，及其來朝，皇帝所以眷遇樹慰者，恩至渥也。貴國鄰接，想亦周悉。且兵交使在其間，實古今之通義，彼疆場之吏，赴敵舟中，俄害我信使，較之曲直，聲罪致討，義所當然。又慮貴國有所不知，而典封疆者，以慎守固禦爲常事耳。皇帝猶謂此將吏之過，二人何罪，今將塔二郎致貴國，俾奉牒書以往。其當詳體聖天子兼容並包混同無外之意，忻然效順，特命重臣，期以來春，奉表闕下，盡畏天事大之禮。保如高麗國例處之，必無食言。若猶負固恃險，謂莫我何杳無來，則天威赫怒，命將出師，戰舸萬艘，徑壓王城，則將有噬臍無及之悔矣。利害明甚，敢布之殿下。唯殿下，實重圖之，謹牒。右牒。日本國王殿下。至元六年六月日。牒。資政大夫中書左丞。資德大夫中書右丞。榮禄大夫平章政事。榮禄大夫平章政事。光禄大夫中書右丞。

而且，這一翻譯習慣後來影響到明代文書翻譯。四夷館韃靼館來文中對蒙古文文書開頭的“qaγan nu suu tu”翻譯爲“皇帝洪福前”。筆者於2006年4月15日在九州大學作了題爲“元代外交文書展望——以忽必烈時代詔諭日本文書爲中心”的學術報告時指出：“元朝送達日本的文書保留了蒙古文書開頭固定形式的特點，蒙古語中的‘qaγan nu suu tu’在元朝給日本的文書中有兩種漢文表現形式。一是皇帝洪福裏，二是皇帝福蔭裏。元朝的外交文書、高麗的外交文書、明四夷館韃靼館來文，均受到蒙古語命令文的冒頭句影響。”(90)與洪武本《華夷譯語》韃靼來文相比，永樂本《華夷譯語》韃靼來文以“皇帝洪福前”(“qaγan nu suu tu”)開頭的文書更多，86篇來文中有76篇來文均以“皇帝洪福前”(“qaγan nu suu tu”)開頭。可見，永樂本《華夷譯語》韃靼來文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元代蒙古語文書開頭的固定書寫格式。

結語

縱觀元朝與高麗的外交，雙方交涉所涉及到的通用語言有蒙古語和漢語。大蒙古國時期給高麗的文書有蒙古硬譯文體特色。忽必烈繼位初期以文言雅文書寫文書爲主要形式。元朝創制八思巴字之後，元朝給高麗的文書以八思巴字和漢字合璧的形式書寫。

元朝和高麗政府培養了不少翻譯人員，這些譯官爲撰寫或翻譯元朝與高麗的外交文書作出了很大貢獻。從現存史料可以確定，出自元朝和高麗不同譯官之手的翻譯文書，在風格及其用詞方面有着一些差别。

元代文書特有的蒙古文書開頭的“長生天氣力裏、大福蔭護助裏”(“müngke tengri in kü ün dür, yeke suu jali yin ibegen dür”)也影響到元明文言體文書的開頭格式“上天眷命，皇帝聖旨”和“奉天承運，皇帝詔曰”。

*本文爲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高麗國王親朝、世子入質及元麗文化交流”的階段性成果，項目批准號： 18bzs159。

〔烏雲高娃，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員〕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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