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离你身边的圣母婊!!!#情感语录##人…来自考研政治任燕翔…(远离你身边的圣母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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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传会客厅
大家好，我是芋圆。
在民国时代，林徽因有一家『太太的客厅』，每个周末都汇聚着各路精英，有我们耳熟能详的金岳霖、费正清、沈从文、徐志摩、卞之琳等，轻松愉悦，思想激荡，逸兴遄飞。
从这一期开始，小小班也举办一个『新传会客厅』，请来各位大佬，脱去教科书上的严肃和生硬，聊一聊那些好玩的事儿。第一期芋圆和你来谈谈福柯，那个帅帅的光头。
人物介绍
米歇尔·福柯
批判学派代表人物
虽然是位哲学家，但对社会学、传播学影响颇为深远。
bonjour，我是福柯。
我猜，在座的各位，大多只会背背“知识是权力”和“规训与惩罚”罢了。
没关系，这也正是我今天来这里的原因。
我不是教科书上那几个晦涩难懂的段落，也不是一张简单的黑白照片，我是一个立体的、饱满的、甚至有那么些“三观不正”的人。
比如，我不觉得疯子就一定要被关进疯人院，我不认为我们与监狱里的犯人有多大的区别，我喜欢追求快感的感觉，所以我玩sm，不停换性伴侣，最后得了艾滋病。以及，我是个gay。
1
?我就是块做学术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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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于法国一个小镇，19岁前往巴黎，在法国高等师范学院念哲学，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十八线小城市男孩考上了北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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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并不快乐。说真的，我的性取向给我带来很大困扰。我知道如今的你们会理解并支持我，但那时是四五十年代的法国，没有517，也没有彩虹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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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饱受躁郁之苦，跟同学关系也很糟糕。我进过戒毒所，还曾两度自杀，但都未遂了。也还好未遂了，不然这世界还要少一位伟大的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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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硕士我就留在学校教书了，不用海投简历，也不用996，你们酸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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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并没有闲着，我将研究视角转向了心理学与精神病学，同时辗转各地，从法国到瑞典，又回到法国，甚至还中了“美男计”去波兰溜达了一圈儿，这事儿说起来有点丢脸，就不展开了。
这些年里，我换了不少工作，但都是做研究，没办法，天生就是吃这口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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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我在德国完成了我的博士论文《疯癫史》，还一不小心拿了个当年哲学学科的最优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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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疯癫与文明》：疯子就该被关进疯人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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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里，我第一本重要的书《疯癫与文明》出版了，此外，我遇到了我的终身同性恋伴侣，丹尼尔·德菲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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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我3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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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们这些二十郎当的小朋友们，不要动不动就觉得自己没有前途、累觉不爱了听到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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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下面和你们聊聊我这本《疯癫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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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主题就一个：疯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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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虽然都没进去过，但至少听说过，并且觉得，把疯子关进疯人院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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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中世纪，疯子可以自由自在地逛来逛去并且受到尊重。可以说，在我们的文化对人类可能性的认识中，疯癫曾在历史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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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癫能与理性进行具有讽刺意味的对话（如伊拉斯谟的《愚人颂》），或者占据人类经验与真知的某一不为理性所知的领域（正如博斯的画作或者莎士比亚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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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博斯的作品）
正因为如此，事实上我不愿意过度夸大启蒙运动的作用。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提到的一样，我越来越觉得，本欲用来解放我们的理性本身也成为主宰我们的主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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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精神病院的规则从来都不是医疗性质的，而是掌握在道德权威手中。医生具有权威，并不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治疗疾病的知识（这最多不过是巧合），而是因为他们代表了社会的道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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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相信吗？不如我们来看看当时人们是怎么“治疗”疯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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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名叫塞缪尔·图克的“专家”对疯子进行惩罚，一直到他们学会了来模仿普通人的作为，实际上他是用恐吓的方式来让他们的行为像普通人。与此类似的，“专家”菲利普·皮内尔使用厌恶疗法，包括使用冷水浴和紧身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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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做法与其说是治疗，更接近于使用重复的暴行，直到病人将审判和惩罚的形式内化。疯人院不是观察、诊断与治疗的自由王国，而是人受到控告、审理、定罪的审判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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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疯人院离生活实在太遥远，那举个你们都知道的例子，杨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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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所谓有“网瘾”的孩子们被送去治疗，他们躺在治疗椅上，感受着传来的电流，嘶吼出家长们渴望听到的答案。“我错了”、“我再也不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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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徒具医学的外表，但治疗的核心依然是治疗师个人的道德权威，治疗师是体现社会价值的工具，把疯癫或者网瘾认同为精神疾病便只是精神病院中医生权威地位合法化的一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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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正常人”惧怕那些精神病院里的疯子，与其说是怕他们伤害我们，不如说是知识型灌输我们，“他们会伤害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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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是要为疯子撑腰，只是想通过这种略为叛逆的学术表述和花哨穊念，发现一些被传统学术所忽略的、更根本说是被知识型所遮蔽的权力运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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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规训与惩罚》：你我也都生活在“监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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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70年代起，我开始投身于各种社会运动，为所有可怜的、无权的人——如法国的囚犯、阿尔及利亚移民、波兰工联分子、越南难民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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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说呢，虽然我“三观不正”，但我是个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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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改善犯人的人权状况，于是发起了“监狱情报组”，以收集整理监狱制度日常运做的详细过程，与萨特一起出席声援监狱暴动犯人的抗议游行，冒着危险前往西班牙抗议独裁者佛朗哥对政治犯的死刑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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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7月，法国监狱终于容许犯人看报纸和听广播，没错，就是这样最基本的要求，也是多年来不断争取而换来的结果。
所有这一切都促使我深入思考权力的深层结构及由此而来的监禁、惩戒过程的运作问题，就这样，《规训与惩罚》诞生了。
在这本书中，我分析了17至18世纪法国各种刑罚制度的变化过程。我想说明的是，种种公开的、残酷的统治，譬如判处死刑或酷刑等手段，如何渐渐转变为隐藏的心理统治。
其中不得不提的，就是全景敞视主义。
这个词语是我独创的，它源于边沁的圆形监狱。这种监狱的构造是，一个圆环状的建筑，中央造一座塔楼，监视者在塔楼上，而被监视者分布于圆形的边缘。
就这样，监视者能观看到所有的被监视者，但是不会被被监视者看到。?
在这样的监狱中，没有训斥，没有体罚，但仍令人细思极恐。
全景敞视不再需要对肉体的惩罚，而是仅仅从设计上就保证了监视者的观看对囚犯的权力效应，迫使囚犯产生孤独和被监视的状态逐渐放弃抵抗而进入自我监禁，最终达到自我规训的效果。
如果你觉得这些犯人很可怜，不妨也可怜一下自己。
因为你我也都无时无刻不处在这样的全景敞视中。
现代社会发明了一系列空间操作技术，其目的就是将空间变成圆形监狱，以此完成管理和支配。
具体来说，地形测绘、人口统计、身份验证、监视摄像、身体检査、追踪及电子传媒的隐性在场，制造了一个个封闭且透明的社会性空间。
此外，医院、工厂、学校、机关等社会机构纷纷仿效了全景监狱的权力模式和规训策略。
权力话语通过对空间的巧妙设计、构造与生产来完成对个体的监视和可能的改造，并使个体服从于权力的眼睛的管制范畴。
什么意思呢？
比如一个班上，班主任不能时刻守在学生身边，于是他会安排班长、纪律委员，来代替他的“监视”工作。甚至，还有班主任在教室安装了摄像头。
在一个特殊的空间里，权力话语被分配到最佳的观看位置。监视成为一种隐蔽的空间管制策略和主体规训路径，每个人在这种目光的压力之下都会逐渐自觉地变成自己的监视者，这样就可以实现自我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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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种“看”与“被看”的关系中，权力如水银泻地般地得到具体而微的实施，而又只需花费最小的代价。
各种遍及社会的规训机构才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监狱网络”。可以说，现代社会就是“规训社会”或“监狱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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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经验史》：同性恋，那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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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我的私人生活非常“风流”，所以我决定从最熟悉的东西入手，进而开始了《性经验史》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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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意思可能让大部分人失望了，这并不是一本教开车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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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书里，我想指出的是，现代社会对于性的态度主要是负面的。在当时的主流认知中，除了一夫一妻，其他性经验都遭到反对，发不出声音，并遭到最大程度的抹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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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1974年，《研究》杂志出版了一本《同性恋百科全书》，结果受到了法律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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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禁慨叹，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同性恋获得发言和进行正常性活动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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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我觉得可笑又可悲。同性性关系在整个人类史中都存在着，但却在现代才涌现出“同性恋者”的概念，并作为一个有其自身心理、生理甚至基因特征的独特群体，与非同性恋者相区分——这种煞有其事的区分，其实不过是现代权力创造出来的权力/知识体系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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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本书中讨论了由性导致的歇斯底里症患者的女性、被视为性行为“不正常”的同性恋等几类边缘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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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所有这些人，也如同《规训与惩罚》中的罪犯一样，都是由层级监视与规范性评判所建构和控制的。甚至，规训所控制的对象往往会主动将控制他们的规范内化，从而成为自身行为的监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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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一些同性恋者，在受到现代话语体系的规训后，会因为被划定到这个群体中而觉得耻辱，从而对自己进行审查与否定。
时间太紧张，我也只能说到这里了。
我不觉得自己是多么厉害的人物，只是如果我的观点能给予遥远东方的你们一些启发，那么我也会很开心。
那么，下期新传会客厅，你想遇见谁？
参考书目：
《福柯的生存美学思想研究：从“关怀自身“到女性主义》
《牛津通识读本：福柯（中文版）》
《小小班2021新传考研教材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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